1921年6月1日，杨步伟与赵元任在北京结婚。

他们的婚姻轰动一时，不是因为多么辉煌的婚礼现场，而是因为两人婚姻的随性与随意。

在此前，两人将照片邮寄给亲友，以此通知他们将要结婚的消息。

在两人的结婚证书上，他们亲自写下声明：不收贺礼，除非是书信、诗文，或音乐曲谱等，捐给中国科学社的也可以。

或许有人认为婚姻是一种仪式感，必不可少地要庄重一些，但杨步伟和赵元任却不这么想。

他们认为婚姻是两个人的事，其他人终究是局外人。

简单的新式婚姻并没有影响到杨步伟和赵元任的感情，事实上，他们的感情不受任何人影响。

自结婚后，他们一直相守在一起，恩恩爱爱近60年。

可以说，他们的婚礼虽然平凡质朴，但是他们的夫妻生活却可以称得上是当代典范。

杨步伟在20岁时，就已经显露锋芒。

那年，时任安徽督军军长柏文蔚邀请她去崇实学校当校长。

崇实学校是由当时的女子北伐队组成的实业学校。

柏文蔚觉得杨步伟虽然年轻，但能力出众，可以胜任这个职位。

杨步伟接受了这个邀请，直到她去日本留学之前，她一直在崇实学校担任校长。

20岁就能担任校长的杨步伟，自然有常人所不能及的地方。

她从小就有异于常人的思想，16岁时，杨步伟便说出了“女子者，国民之母也”这样的豪言壮语。

且不论那个时代还未完全解除对妇女的偏见，十几岁的年纪，又生活在钟鸣鼎食之家，其他人想的都是吃喝玩乐与儿女情长，杨步伟却语出惊人。

这样的思想，即便是当时的男子们，也难有企及者。

杨步伟留学回国后，成立了森仁医院，这是民国第一家私立医院。

她虽然是一个医学女博士，但在文学上，也不输名人大家，曾写就《一个女人的自传》、《中华食谱》等书籍。

杨步伟是个真诚坦率的女子。对待任何事情，她都表现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，是一个将所有心情都写在脸上的人。

她不屑于伪装，活得坦荡，喜欢便是喜欢，讨厌便是讨厌。

与那时候的闺阁女子不同，她的性格更像是新时代的女性。

杨步伟的父亲曾给她安排了一门婚事，但杨步伟想要的是能自主决定的婚姻。

她并不执着婚姻与爱情，但如果真要结婚，那必然要嫁给她自己喜欢的人。

于是，杨步伟亲手写下一封退婚信，将这门亲事退掉。

在《一个女人的自传》之中记着她写给对方的信：“日后难得翁姑之意，反贻父母之羞。既有懊悔于将来，不如挽回于现在”。

杨步伟自主推掉婚事的行为，让她的父亲震怒，还因此与她断绝联系。

因为这件事，杨步伟和父亲很长时间，都未曾说过一句话。

即便如此，杨步伟也未曾退缩半步，对于她来说，没有感情的婚姻就是坟墓，还不如不要。

杨步伟也因此一直未曾结婚，直到31岁那年，她遇到了赵元任。

所有的相遇是偶然，有的相遇却是命定的缘分。

那一天，赵元任因为一些原因到庞敦敏家中过夜，正好遇见了来做客的杨步伟和她的同事李贯中。

此时的赵元任在清华大学任教，而他原先其实是在国外，回国是受到清华大学的邀请，还有最重要的便是解除自己的婚姻。

在国外时，他曾多次向家中请求解除这个婚约，但都没成功。

无奈之下，赵元任只好回国，亲自解除这个婚约。

他给了对方两千元的“青春损失费”作为赔偿。

赵元任此次回国原本只打算停留一年，等解除自己的婚姻后就回去，可是遇到杨步伟后，她却沉沦了。

杨步伟与赵元任第一次见面时，并没有很多的交流。

只是从对方与他人的交谈中发现，对方都是“很不错”的人，而赵元任这时便发觉杨步伟与其他女子的不同之处。

杨步伟虽是出身富贵，但是却总带着一股不输男儿的气质和豪迈。

即便当时已经是民国，像杨步伟这样的女子也并不多见。

后来赵元任再次参与他们聚会，他和杨步伟便渐渐熟悉了起来。

二人的交流越来越多，赵元任得知杨步伟也曾有过“旧式婚约”，并且是自行解除后，对杨步伟的敬佩油然而生。

两人对包办婚姻的共同态度，使得他们之间的距离又进一步。

这是他们二人共同的品质，或许也是他们能走到一起的原因之一。

这段时间二人相处的极为愉悦，感情也逐渐加深。当时美国大哲学家罗素在中国讲学，请赵元任为翻译。

有时候沉迷于与杨步伟来往的赵元任，会忘记此事，而将罗素晾在课堂。

当罗素看见他二人一同进入课堂时，连连抱怨他是“Bad man”。

喜欢上杨步伟后，赵元任便天天往森仁医院跑，即使他身体并未生病。

因为他去的不是医院，而是她的心。

他们确定关系后，将越来越多的话题指向了结婚。

受新思想影响，敢于打破“旧理”的二人，决定将婚礼办得越简单越好。

杨步伟在《一个女人的自传》中记录了二人“新式结婚”的原因：

“我们的理由第一是，想到结婚这个事只两个人关系最大，而别人不过加入热闹。”

“第二个理由是，我们是完全想打破了家庭地位的婚姻制度，所以拼命地想到只表示婚姻是两个人的关系，与家族无关”。

两人结婚的这一年，杨步伟32岁。从相识到结婚，杨步伟和赵元任仅仅只用了一年的时间。

婚礼过程中没有仪式，也没有宴请宾客，这是杨步伟和赵元任两个人早就商量好的。

他们让好友胡适与朱徽在结婚证上签字，以此作为他们结婚的见证，最后贴上“四毛印花税”就算正式结婚。

他们还去问罗素这个婚礼是否简单，即便那时候西方比中国开放许多，罗素也对他们的婚礼感到震惊：“够简单了，不能再简单了！”

两人对婚礼的态度值得很多人学习，婚姻重要的是找到对的人，而不是重大的婚礼。

在那个乱世，能够找到一个相爱相知之人，何其难得，在他们看来，举办怎样的婚礼都不重要，只要是你就好。

这样的婚礼在如今已经少见了，现在的人多注重一种仪式感，要把婚礼举办地热闹，哪一方对婚礼不够重视，便会认为对方不重视另一个人。

但简单和繁复都是其次，重要的是婚姻双方相爱和理解。

婚礼虽然简单，但是仍然受到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。

第二天的晨报上，用特号大字的标题，刊登着“新人物的新式结婚”。

在结婚之后，赵元任因为工作繁忙，很难顾及到家庭，而婚后的杨步伟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教授夫人。

赵元任与杨步伟的婚姻，被当时的人称之为“神仙眷侣”。

因为二人都是各自行业的翘楚，在对国家发展的贡献上有着许多功劳。

而除了事业上的成就以外，他们在教育子女方面，同样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

他们一共生育了四个女儿，个个都是人中凤凰。

大女儿赵如兰是音乐博士和哈佛的教授；二女儿赵新那是哈佛大学化学系、中南矿冶学院教授。

三女儿赵来思毕业于加州大学数学研究所；四女儿赵小中毕业于康奈尔大学，是物理学硕士，之后在麻省理工任职。

1921年8月，赵元任夫妇答谢亲友，做好了工作交接以及出国的相关准备后，他们由上海坐船前往美国。

赵元任原本打算到达美国后，前往哈佛大学哲学系任教，但到达时，他却改变了主意。

当时，北大给予他的教授进修津贴，教育部也补贴给他资金，同时他还有商务印书馆录国语留声片的薪酬。

因此，这时赵元任有足够的经费来源，为了深入学习，他并不想急着去任教，而是想专心再学习一年。

杨步伟得知他的想法后，内心有些担忧。

他虽然有补贴，但也不能把生计全寄托在上面，有任教的薪酬会更安稳一些。

如果出了什么变故，这些补贴肯定是无法帮到忙的。

但是，最终杨步伟还是没有反对赵元任的做法。

她知道赵元任对吸取知识的渴望，虽然可能会有变故，但是只要两个人在一起，总会有办法。

身在异国他乡的他们，处处都需要钱，而赵元任又没有薪酬。

有时候，钱缺得紧了，她就自己熬夜做手提包卖，还典当和出售自己的皮货。

而在吃穿用度方面，杨步伟也一向节俭。

她居住的地方，经常有蔬菜批发商，把当日未售完的蔬菜和水果倒在路边。

这时，杨步伟就会挑拣其中较好地带回家，就算是当日的食材了。

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：“不管是哪一国,嫁了一个教授,都是吃不饱饿不死的。”

1932年，赵元任为逃避“当官”，前往华盛顿代理驻美清华学生监督工作。

这本来是梅贻琦的工作，他来接替这个工作，是因为有人提议让他担任清华校长。

赵元任拒绝后就举荐梅贻琦担任，为尽快让梅回国任职，他前去接替工作。

一年后赵元任回国，不久就收到了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所长的邀请，但是赵元任再一次拒绝了，他选择担任研究员一职，而非统筹一切的所长。

对于赵元任“不想当官”的选择，杨步伟是尊重并支持的。

她在《杂记赵家》中记录了赵元任拒绝杨杏佛的话语，从中体现了他“不想当官”的原因：

“元任回他和任何与人事有关的我都不愿干，我只愿儆学问终身”。

这可以看出赵元任的品性与坚持，官场鱼龙混杂，确实不适合他这样爱搞学术的人。

而杨步伟自然也尊重他的选择，因为她懂他的想法，也愿意给予他自己的支持和鼓励。

后来因为一些原因，赵元任离开了研究院语言组，决定前往美国任教。

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朱家骅邀请赵元任回国担任中央大学校长，赵元任依然拒绝了。

朱家骅却不放弃，他多次发出邀请，还曾想让杨步伟劝说赵元任，杨步伟自然没有接受。

两人虽然很想回国，但是又担心回国后，无法推脱朱家骅的邀请，于是便推迟了回国的时间。

但是这一推迟，就是近三十年。

直到1973年，赵元任和杨步伟才得以回国，而这次也是二人最后一次一同回国。

回国后，赵元任和杨步伟二人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。

在对周总理介绍杨步伟时，赵元任说到：“她既是我的内务部长，又是我的外交部长”。

杨步伟确实为赵元任做了许多事，但是她并不会觉得对方亏欠自己。

在她看来，她与赵元任是互相扶持的，这也是两个人婚姻之中最重要的东西。

在金婚纪念日那天，杨步伟作了一首《金婚诗》：

吵吵争争五十年，人人反说好姻缘。

元任欠我今生业，颠倒阴阳再团圆。

言语之间，幽默又不失文采，杨步伟在诗中，希望能与赵元任在下一世再团聚。

赵元任当即作诗一首作为回敬：

阴阳颠倒又团圆，犹似当年蜜蜜甜。

男女平权新世纪，同偕造福为人间。

赵元任认为，他们在为家庭付出的同时也要为国家做贡献。

赵元任和杨步伟相爱相守一生，两人都在婚姻之中给了对方理解与支持，恩恩爱爱地过了一生。

这样琴瑟和鸣的婚姻是许多人向往又不可得的，因此他们才令不少人羡慕。

1982年，杨步伟病逝，悲痛中的赵元任在给友人写信时说：“今后再也不能说回‘家’了。”是啊，杨步伟不在，家也就不在了。

仅仅一年后，赵元任也追随杨步伟而去。

如今，婚姻彩礼在各大媒体都是常提的话题，人们奉行“形式主义”，认为婚礼就是要风风光光地才好，不然就失了面子。

而这样的婚姻，似乎只是婚礼的形式主义，而婚礼的重点和婚姻本身的意义，或许被年轻一代所不注重。

夫妻之间本该共同进退，互相扶持，但在婚姻越来越形式化之后，双方似乎也没有那种情感，能支撑他们互相理解携手一生。

相比之下，更多的人，像是被婚姻牵绊着、束缚着，不禁让人感叹，为什么在社会发达、科技先进的今天，人们心中的感情，反而愈发浅显？愈发耐不住考验？